2018年2月15日（农历大年三十），陕西汉中市发生了一起惨烈的凶杀案：一名叫张扣扣的36岁男子持刀杀死了一家父子三人，然后在逃亡两天后于大年初二早上自首。据媒体报道，案发起因是张扣扣的母亲汪秀萍于1996年在一次邻里冲突中被死者之一的王正军“故意伤害致死”，因而发生了22年后的“复仇杀人”。后媒体进一步披露了王正军1996“故意伤害致人死亡”案的《刑事判决书》。判决书认定：汪秀萍（张扣扣母亲）与王正军母亲杨桂英“过往不睦”。1996年8月的一天，汪秀萍在路过王正军家门前时给王的二哥王富军脸上吐唾沫，引起争吵后王正军（时年17岁）闻讯赶到现场，也同汪秀萍争吵并厮打，汪秀萍拿一节扁铁打了王正军的左额部及左脸各一下，王正军就捡了一木棒朝汪秀萍头部猛击一棒，致汪秀萍于当晚死亡。据此，法院以被告人王正军犯故意伤害（致人死亡）罪，但“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，且能坦白认罪，其父已代为支付死者巨额丧葬费用（实际支付了8139.30元），且被害人汪秀萍在案发起因上有一定的过错责任”为由，从轻判处王正军有期徒刑七年。同时对于被害人家属提出的赔偿24万元的附带民事诉请，法院认为“被告人王正军系在校学生，家庭经济困难属实”，故仅“酌情”判令其监护人王自新赔偿9639.30元（扣除已付的8139.30元，实际再付1500元）。

▲嫌疑人张扣扣指认犯罪现场

对于这起发生在除夕夜的血案，舆论有的认为张扣扣“为母报仇，是条汉子”，包括一些法律人也认为其行为“事出有因，且有自首情节，应当从轻处罚”。笔者认为，目前距离案发仅一周，讨论其定罪处罚显然为时尚早，但有关本案的以下几个问题，却是已经值得法律人反思的。

一、刑事诉讼程序中的“被害人参与”问题

本案犯罪嫌疑人张扣扣因为自己母亲22年前被王正军“伤害致死”的案件而“复仇”杀死三人，虽然具体的案件细节可能还有待进一步调查，但22年前那一场对王正军的刑事审判未能让作为被害人家属的张扣扣“感受到公平正义”，这大概是可以肯定的。未能“感受到公平正义”并不一定是因为该案判决有问题，还可能是我们的刑事诉讼程序有问题。

我国《刑事诉讼法》规定的主要任务是“惩罚犯罪分子，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”，其中本身就好像都是公权力和犯罪嫌疑人之间的事，并没有被害人什么事。法律条文虽然规定，公诉案件被害人（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，下同）“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，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”。但实际上不可否认，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“参与度”都是很低的。被害人在自己遭受不法侵害后可以“报案”，但无权了解司法机关侦办案件的情况，无从了解公安机关是否已尽力“破案”（这对于许多历时十几二十年未能侦破的“悬案”更是如此）；在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后，被害人仍无权了解侦查进展情况（包括嫌疑人供述等），也无从知道侦查人员在讯问、调查中会不会故意“放水”；被害人在审查起诉或审判阶段的诉讼地位也很尴尬，其对定罪量刑几乎没有“话语权”，甚至在庭审中，其座位安排也是比公诉人、辩护人“矮一截”的；被害人不服一审刑事判决的，无权提起上诉，只能申请检察机关抗诉（而实践中这种案件往往被害人和公诉机关本身就意见不一致，所谓的“抗诉申请权”也就大多形同虚设）。这样的程序设计，难免不让被害人产生被“边缘化”的感觉，甚至产生司法机关“只维护犯罪分子权益，不为被害人说话”的误解。因此，这个同时涉及立法改革和司法理念的问题，值得我们反思。

二、关于附带民事赔偿“酌情判决”的问题

在张扣扣母亲汪秀萍被“故意伤害致死”一案中，被害人提出了24万元的赔偿诉请，法院最终判决被告人的监护人王自新赔偿9600余元，且其事先已预付的8100余元还被认定为“巨额丧葬费用”，作为对王正军“从轻处罚”的理由之一，这恐怕也可能是张扣扣未能从那份“刑事附带民事判决”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原因之一。

根据1996年的有关法律规定，普通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一般参照当时的《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》确定赔偿标准，即“死亡补偿费，按事故发生地平均生活费补偿十年；被扶养人生活费，根据实际需要抚养的人数按当地居民生活补助标准计算；丧葬费，按事故发生地的丧葬费标准支付”等。这个标准虽然也很低，但无论如何不会只有9600余元。问题首先还是出在我国的《刑事诉讼法》，其99条规定：“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，在刑事诉讼过程中，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”。也就是说，被害人只能就“物质损失”提起附带民事诉讼，而“生命无价”，被害人“丢了性命”不属于物质损失，只能主张丧葬费、（临死前的）医疗费、（抢救期间的）交通费、被扶养人生活费等直接“物资”损失。这一规定一直延续到现在，最高法院还不断出台更具体的司法解释，进一步细化该规定，比如：明确“刑事附带民事”案件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；即使刑事被害人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，而待刑事案件审理终结后单独提起民事诉讼，仍只能要求赔偿“物质损失”等。这就形成了很荒谬的“悖论”：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或者民事侵权案件是可以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，一旦被告人构成交通肇事罪或者其他犯罪，只要被判刑（包括缓刑）了，就不需要承担精神损害赔偿了。其次，我国刑事诉讼还有一个“不成文”的规定，即法院可以根据被告人的“赔偿能力”“酌情”确定赔偿数额（大概是考虑到许多死刑、无期或长期徒刑的罪犯即使判了巨额赔偿也无力履行）。

回到涉及本案的22年前对王正军“故意伤害致死”案的附带民事判决，法院说被告人王正军“未满十八周岁，系在校学生”。但法律明文规定未成年人的侵权行为应由其监护人（父亲王自新）承担民事责任，“未成年”怎么能作为减免民事责任的理由？至于“家庭经济困难属实”一说，“欠债还钱天经地义”，有没有赔偿能力是执行程序的问题，怎么能提前到实体裁判来解决？而且刑事法官是否真有能力查清被告人的家庭经济状况？就是被告人王正军本人，仅被判了七年有期徒刑，谁能断定他出狱后的“后半辈子”就没有赔偿能力？所以，这个问题同样既涉及立法完善也涉及司法理念，也值得我们反思。

▲判决书截图 

三、关于对被害人给予人文关怀的其他两个问题

就理性的刑事被害人来说，其主要诉求不外有三：一是罪犯（或“被告人”）被绳之以法；二是通过公正的审判，使其感受到正义得到声张；三是获得合理的赔偿。但在个案中，还有以下两个问题也不能忽视。

（一）“慎用死刑（或轻刑化）”背景下的被害人抚慰问题

我们知道，每一起命案（也包括涉及严重人身伤害的案件）最受“切肤之痛”的是被害人亲属。对于局外人来说，死刑存废或者“少杀慎杀”更多只是一个“论题”；对于已经废除死刑或者实际上基本停用死刑的国度来说，公众和被害人对于死刑适用与否已经有非常明确的预期，因此也大体能够平和地接受“终身监禁”等量刑结果；但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一方面仍广泛适用死刑，另一方面又正在减少死刑适用的国家来说，被害人（亲属）要求判处被告人死刑，除了“同态复仇”的冲动和愤怒以外，还涉及其他方方面面的纠结：一是可能涉及对被害人行为的过错评价问题，甚至遭受“咎由自取”、“苍蝇不叮无缝蛋”等恶毒的巷议；二是还可能涉及被害人一方是否“无能”等问题。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照顾被害人心理抚慰问题，亟待重视。

（二）关于刑事裁判文书“说理”和刑辩伦理的问题

就案涉的王正军“故意伤害”案《刑事判决书》来看，法院认定被害人“汪秀萍在路过王正军家门前时给王的二哥王富军脸上吐唾沫，引起争吵……”，在此情况下只是说被害人“在引发本案的起因上有一定的过错责任”，其表述已可谓严谨。但判决书将王自新预付8100余元丧葬费表述为“其父已代为支付巨额丧葬费用”，并将其作为对王正军从轻量刑的重要理由之一，显属不妥。姑且不说8100余元是否“巨额”，监护人王自新本来就是赔偿责任主体，不能称之为“代为支付”；将仅仅支付了丧葬费认定为“积极赔偿”的从轻处罚情节，也超出了常理常情。

由此联想到律师在涉及命案（或者也包括涉及严重人身损害案件）中的刑事辩护伦理问题，一定要充分考虑被害人的感受。在辩护人提出事实、证据方面的疑点时，要让被害人充分意识到“查清真凶或查明事实真相是双方共同的愿望和诉求”；在提出定性方面（比如放火与失火、故意杀人或故意伤害致死等）的辩护意见时，要用常理常情深入探究主观故意的内容，尽可能让包括被害人在内的听众产生“代入感”（即使不能说服被害人，也至少可以想办法说服一部分参与旁听的被害人亲友）；在提出被告人“主观恶性”或“认罪悔罪态度”等辩护意见时，一定要意识到辩护人和被害人对同一问题的心理感受是不一致的，所以只能实事求是，不能夸大拔高；在提出“被害人过错”尤其是“正当防卫”等辩护意见时，更要严谨慎重。因为对于命案来说，这样的辩护相当于对被害人（死者）进行缺席审判。

张扣扣在22年后的祥和团圆的除夕夜制造了一起三人命案，不管是因为偏执还是另有原由，都不免要付出沉重的代价。但社会不能因为张扣扣承担了法律责任就推卸自己的责任，法律人还是应当为避免或减少类似悲剧的发生而尽自己的一份力量。